【杨武金】墨家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墨家“三物逻辑”中的“三物”，指的是人们之所以能够作出结论的“故”“理”“类”三个必要条件，如果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构成可以推出结论的充分条件，合起来就是充分必要条件。《墨子·大取》篇说：“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辞”就是结论，在墨家看来，我们在进行具体的推理或者论证的时候，如果能够在“故”“理”“类”三个方面都得到保证的话，那么结论就是合乎逻辑的，它就是有充足理由的，也就是能够成立的。批判性思维则认为，要分析一个论证好不好，关键是要考察清楚三个基本要素，即前提、结论和推理。前提究竟真实还是不真实？结论究竟合理还是不合理？推理正确还是不正确？也就是从前提能否得出其结论的问题。《墨子·大取》篇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当要区分是非判断，确定哪个判断为是、哪个判断为非的时候，就需要用“故”“理”“类”这“三物”来把握。“故”相当于前提，“故”“理”“类”三者都关涉到推理关系和结论的合理性。沈有鼎说：“'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在我看来，沈有鼎这里所说的“逻辑学原理”自然也应包括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墨家逻辑中的“故”，大体相当于批判性思维对“前提”的要求，但又不限于此，它还包括批判性思维中的“推理”因素。《墨子·经上》开篇就说：“故，所得而后成也。”“故”，就是推理的前提，论证的理由或依据。墨家认为，有了这个“故”，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墨家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故”（理由）对于得出结论（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要从“故”推出结论，还需要满足“理”和“类”的基本要求，即满足充足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因为在墨家看来，“故”“理”“类”这“三物”都是衡量一个推理或者论证是否正确的必要条件，而三者又同时构成推理正确的充分条件，总体来说就是充分必要条件。墨家的“理”相当于推理有效或充足性问题的标准与法则。墨家认为，辞“以理长”，即要根据某种标准或者法则来进行推论，这里的“理”也就是道或者法。《墨子·大取》篇说：“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非道”说的就是，如果在推理或论证过程中没有根据，没有标准，没有“法”，这样的推理或论证就必然会陷入困境。《墨子·小取》篇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这里的“效”就是提供标准的形式或法则；“所效”就是被提供的标准或法则。所以，合乎这些标准或法则的推理论证就是正确的，即“中效”；反之，不合乎这些标准或法则的推理论证便是不正确的，即“不中效”。可以说，墨家通过效“法”、效“道”来判明真假是非，也就是据“理”来明是非之分，其实也就是要根据有效性的标准或法则以衡量或确定推理或者论证的充足性。墨家的“类”，涉及推理过程中思想的一致性、协调性或不矛盾性，属于相关性问题。推理论证中的相关性非常重要，一个推理或者论证如果缺乏相关性，也就谈不上有效或者充足。如果在推理中，同样的词项存在意义模糊或两可性的情况，那么推理的相关性就丧失了，推理也就是无效的。例如：“无缘无故踢小狗是不文明的行为。李立踢他的狗，因此，李立有不文明的素质。”前提中，“无缘无故踢小狗”和“李立踢他的狗”两个词项的意义显然不同：李立可能不是无缘无故踢狗，或者他的狗不是小狗，因而前提之间不能形成关联，无法推出肯定的结论。而且，前提中“不文明的行为”和结论中“不文明的素质”也并非同义。前提和结论不相关，导致整个推理无效。墨家学派的著作《墨经》对推理或论证过程中的相关性问题非常重视。《墨子·经下》开篇就说：“止，类以行之，说在同。”反驳的时候，应该根据“类”的原则来进行，理由就在于“同类”才能相推。《墨子·经下》篇说：“异类不吡，说在量。”《墨子·经说下》篇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在异类的事物之间不能进行类比推理，原因在于它们的量度不一样。比如，木头和夜晚哪一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一个更多？高贵的爵位、贵重的亲属、高贵的品行、很贵的价格，四者中哪一个更贵？不同的事物之间本质上是不能进行比较的，因为异类的事物情况之间缺乏紧密相关性。《墨子·经说下》篇载，问者说：“你知道'羁’吗？”答者说：“你说的'羁’指的是什么意思？”对方即最初的问者说：“'羁’就是寄旅的意思。”这样，那就知道了。如果不问“'羁’指的是什么意思？”就匆忙回答说“不知道。”这样就错了。墨家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在进行思想交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所说的关键语词的含义，再作出应答。如果在尚未弄清楚对方所要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时就作出应答，会导致自己的应对和对方的问语不相关，就容易在交流中出现障碍。同样，在推理或论证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思想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情况，也会导致推理的无效。《墨子·鲁问》篇载，墨子曾经对鲁阳文君说：“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墨子认为，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小偷盗，都能够认识到是“不仁”行为，但对攻伐掠夺等不义行为，却没能认识到，反而以为是“义”的行为。就像看见白的少，尚知道是白的，而看到的白的多了，反而认为是黑的，这完全是推不出来的。所以，统治者们是“知小物而不知大物”，是“不知类”，在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总之，“故”“理”“类”这“三物”，是墨家逻辑关于推理或论证的三个基本条件和基本依据。在《墨子·非攻》三篇中，我们会发现墨子多次批判论敌“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其中的“类”和“故”，就包含了评价一个推理或论证是否成立的“相关性”“真实性”和“充足性”条件。《墨子·经上》篇说：“服、执说。”如果所持有的观点要能说服人，就必须要经过严密的论证，其实也就是要符合“三物”逻辑的要求，当然也就是要符合批判性思维关于推理或论证的评价方面的上述三个基本要件。二、墨家逻辑多侧面展现出

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特征

批判性思维的反思性、建构性和规范性特征，在墨家逻辑的理论和应用中都可以发现。

批判性思维是人们运用多种思维技巧和方法，进行质疑、分析和评价的认知活动。批判性思维首先是一种认知活动，但认知活动未必就是批判性的，只有反思性的思维活动才是批判性思维。反思性的思维就是在质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认知活动，质疑和批判是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特征。所以，反思性，也就是要在质疑的基础上进行建构活动。墨家已经把质疑和批判看成是辩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墨子·小取》篇说：“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强调人们要认识万事万物的“然”和“所以然”，即世间万事万物究竟是什么样子，且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同时，还必须讨论和探求各种言论的类比和不同，其实也就是要质疑和批判各家各派或诸子百家各种言论或观点的得失。

墨家曾深刻地指出了人们在进行归纳概括或者因果归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主张人们必须具有怀疑或质疑的精神才能够避免各种可能出现的逻辑错误。《墨子·经下》篇说：“疑，说在逢、循、遇、过。”通常要进行质疑的四种情况分别是逢、循、遇、过。《墨子·经说下》篇说：“[疑]逢，为务则士，为牛庐者夏寒，逢也。举之则轻，废之则重，非有力也；沛从削，非巧也；若石羽，循也。斗者之敝也以饮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与？以已为然也与？愚也。”见到做事勤敏的人就认为他是有知识的人，见到有人建牛圈，就认为是为了在夏天让牛乘凉，这就叫逢疑；举起来像羽毛一样轻，放下去却像石头一样重，这并不是因为用力的结果。刨削木头，木屑随之散落，这并不是因为木工有超人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势而为，这就叫循疑；斗殴者的弊端，是因为喝醉了酒，还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买卖起了冲突？这是一时难以确知的，这就叫遇疑；是真的知道呢？还是以为过去如此、现在也该如此？这就是过疑。总之，墨家这里所谈的就是，事物的情况往往并不一定都是这样，而是有些是这样，有些却不是这样，造成某种结果B的原因，很可能不是A而是C或D，因此，人们在进行归纳推论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避免出现“以偏概全”或“错误归因”的谬误。

在墨家看来，事物情况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墨子·小取》篇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我们对事物情况的认识，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既要知道事物情况是什么样子，更要知道事物情况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事物情况，其结果也许是相同的，但造成这种相同结果的原因却未必就是相同的。比如，我们发现在事物情况A和结果B之间存在着某种伴随关系，但可能造成结果B的原因，并不是A而是C。因为事物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除了一因一果之外，更多地可能是多因一果或复因一果。《墨子·经下》篇说：“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事物情况何以是这个样子的，与我们何以知道事物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以及与我们何以使得别人也知道事物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并不一定相同。可以用生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墨子·经说下》篇说：“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也。告之，使智也。”有人受到伤害，这是他生病的原因，即事实；有人看到某人被伤害，这是知道他被伤害的理由，也就是证据，即事实证据，其结果就是直接知识；将他被伤害的事情告诉别人，比如告诉法官，则是使得别人也能够确知事情的真相，其结果是一种间接的知识。一个人对事物所获得的直接知识，与将这种知识传授给他人，让他人获得间接知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墨家许多重要社会政治思想的提出，都是在贯彻质疑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论证的。比如，墨家提出“兼爱”这一核心思想，就是在思考了不兼爱将会导致天下大乱，进而得出结论说：人们必须兼爱。《墨子·兼爱上》篇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天下之乱，其原因就在于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不相爱，所以，要实现天下治理，必须提倡兼爱。

再如，墨子“尚同”思想的提出，也是思考了在不“尚同”的古代社会十分混乱从而主张必须“尚同”。《墨子·尚同上》篇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在还没有尚同的国家行政的古人类时期，人类的想法各不相同，各自对道义有不同的理解，思想上的分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贼害而不互相帮助的关系，天下的混乱就如禽兽之间的关系那样。所以，必须要有国家行政的存在，要“尚同”，人们才可能生活在治理的社会之中，人类的生活才会得到根本性的保障。

批判性思维就是要在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建设性的成果或成效。批判性思维认为，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完全是为了建构和建设。这就是说，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质疑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找到正确的思想和知识。进一步来说，批判性思维是通过吸收不同的观念，寻找到一个综合完善的结论、决策的思考过程。墨家逻辑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不预设任何理论前提来展开批判性反思，用墨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墨辩”。《墨子·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家逻辑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明辨是和非的区分，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同和异的区分，考察名称和实际之间的关联等等，而其最终的目的或任务则是要审查治乱的规律，权衡利益与祸害，以及决断嫌疑，也就是要处理人类社会现象中的那些复杂性问题。辩学在墨家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墨家要求弟子必须“辩乎言谈”“能谈辩者谈辩”，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辩察名实”、区分真假是非并且具有很强的论证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士”。荀子也主张“辩”，但他主张的是“士君子必辩”“圣人之辩”，反对“小人之辩”，所以，他的“辩”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辩必守礼，即必须遵守周礼，否则就是“小人之辩”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荀子的逻辑思想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精神的。

墨子在思想主张上直接提出“非攻”“非命”“非乐”等，并在《非儒》等篇中展开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批判。《墨子·非儒下》篇说：“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儒家说：君子须穿古人的衣服、说古人说过的话。墨家批判道：这么说来，那古人最初所穿的衣服和所说的话都是新的，他们不都成为了非君子了吗？难道必须要穿非君子的衣服、说非君子的话才能算是仁爱吗？显然儒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儒家又说：君子必须是因循旧的而不能创作新的，即反对创新和发展。墨家对此批判道：古代羿、伃、奚仲和巧垂，发明弓箭、铠甲、车子和舟船，现在的皮、车等工匠，如果因为传承这些古代工匠的技术，没有创造，就都成了君子，那么古代羿、伃、奚仲和巧垂等发明家，却都成了小人。并且现代工匠所遵循传承的技术，一定要先有人创作出来，按照儒家的逻辑，这些创造者都成了小人，现代工匠所遵循传承的，也都是小人的道理。这显然自相矛盾，荒谬背理。

不过，墨家的批判和质疑，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得出自己的合理观点，其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建树。《墨子·兼爱下》篇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墨子这一“非人者必有以易之”的思想，强调了质疑和批判不是目的，质疑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自己的思想，用正确的思想代替错误的思想。墨家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提出了“兼爱”原则和“尚贤”的政治主张；反对儒家的宿命论，提出了自己的“尚力”和“强力”的思想学说。而儒家虽然也讲“尚贤”，但他们所讲的“尚贤”是分等级的，墨家则强调必须平等“尚贤”。《墨子·尚贤上》篇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和等级思想，主张必须平等“尚贤”，不问出身，关键看是否德兼备。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它要求我们的信念和行动都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要有好的理由，尤其是要有一套决定我们行为有效性的可靠规则和方法。墨家重视进行批判性思考，但这些质疑和批判都是有标准、有规范，守原则的。他们把这些原则叫作“法”或者“理”。《墨子·经上》篇说：“法同则观其同。”《墨子·经说上》篇说：“法取同，观巧传。”在推论的过程中，如果所根据的标准或法则相同，则需要观察其中的相同点。如果所根据的是相同的法则或标准来进行推论的话，则需要注意是否有思想转变的情况出现，以避免出现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等不相关的错误。《墨子·经上》篇说：“法异则观其宜。”在推论的过程中，如果所依据的标准或法则不同，则需要考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或法则来进行推论才是合适的。在批判性思维中，满足相关性是满足充足性的必要条件，一个推论如果不能满足相关性，则它肯定也是不充足的，所以，要确定一个推论是否正确，不但要检查其是否符合推论的法则或标准，还需要看它是否能够满足相关性的要求。

墨子为了证明他所提出的“非命”“尚力”等思想主张的合理性，专门提出了“三表法”，然后以之为规范或标准，论证宿命论的荒谬性，以证明人力作用的重要性等。《墨子·非命中》篇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凡言论或论证都必须依据“仪法”，即必须有依据、有法则、有规范，如果没有法则、没有规范，那么说话论证就像在员钧之上树立测量时间的刻度，是不可能得到确切结果的。针对社会政治的思想主张及论证，墨子提出必须遵守三法，即古者圣王的事迹、先王流传下来的书和通过行政试点看国家百姓所能够得到的实际利益或好处的多少。所以，批判和质疑是有规范、有标准的，不是可以随便进行的。墨家逻辑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最为根本性的精神。

三、墨家在社会政治思想的论证上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精神

墨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主张均是以逻辑立论的。墨家所提出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思想主张，基本上都是应用“故”“理”“类”“三物”逻辑来展开论证的。墨家的“三物”逻辑思想主要体现于《墨经》（《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中，墨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则着重体现于墨论（即墨家关于“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十大思想主张的基本论述）。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墨家之所以能发展出如此丰富的逻辑理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擅长运用这些思想。墨家文献之所以有如此强的逻辑论证力，主要就是因为墨家本来就认识到了这些逻辑理论和方法。

墨家文本的论证结构体系，大量体现出对批判性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批判性思维强调提出问题要有针对性。墨家提出“兼爱”观点，针对的就是现实中的不兼爱，即对别爱现象有感而发。在墨家看来，“兼爱”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广泛性；二是平等性。现实中的“亲亲”，即别爱，就是墨子所针对的和要质疑与批判的对象。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实，就是墨子“兼爱”思想试图加以改变的。

《墨子·兼爱下》篇说：“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乃天下之害，是人们希望能够去除的天下之害，而天下之害正是因“别”而生的，因为天下有别，从而产生天下之害，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害，必须提倡兼相爱。

墨家在论证其基本观点的时候，常常将其观点在现实中或者在将来有可能存在的不同看法和可能遭到的反驳呈现出来并加以分析和回应。

比如，墨家在论证“兼爱”思想的合理性时，就曾对那些可能认为“兼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的观点进行过回应。《墨子·兼爱中》篇说：“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论敌认为，“兼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却是天底下最难实现的事情啊！墨子对此指出，论敌们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兼爱”的好处，不明白“兼爱”的理由。事实上，世界上真正难的事情是上战场打仗，这是要死人的事情，但只要统治者号召和鼓励，人们还是愿意去做。反之，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兼爱”本身是很好实现的，不是什么难事，更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虚幻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统治者应该努力实行的事情。

《墨子·兼爱中》篇又说：“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论敌们将“兼爱”说成是像携泰山而跨越黄河、济河，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墨子对此指出：这种言论，在逻辑上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类比，犯了“不当类比”的逻辑错误。因为拎着泰山跨越黄河、济河，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属于超越人间力量的情况，而“兼爱”则是过去很多圣王都实行过的事情，比如大禹治水、周文王治理西土、武王治理泰山，等等，这些都是圣王实行“兼爱”的具体事迹，说明兼爱是切实可行的。

批判性思维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批判性论证和批判性写作。在批判性思维学科中，批判性写作的目的和任务是为读者服务。所谓为他人或读者服务，也就是要为他人或读者着想。具体说来，除了要理解读者的立场、知识基础和社会特征之外，还要特别重视读者最可能关心的和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必须预先考虑各种可能的质疑和反驳，并针对这些问题先作出自己的部分回答、说明和反证。上述墨家对论敌所作的反驳和论证，是完全符合批判性思维的要求的。

四、结束语

墨家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关系密切。墨家逻辑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和提高人们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来说，可以提供许多理论和应用上的根据和事例。同时墨家逻辑中的许多思想精华，也可以从批判性思维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弘扬。全面应用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墨家逻辑，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墨家逻辑中的丰富宝藏。原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第61—67页），推送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原文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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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刘 洋

审核：张立荣

终审：赵 斌